第 10 部分(1 / 6)

    一直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来源，而“新政”其实削弱了它们的势力。政治操控组织吸引城市选民的要诀在于，它们能为窘迫的家庭提供帮助，并能赐予人们工作。“新政”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网，“大压缩”带来工资的提升，都使上述服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依然很有势力，它们的持续存在也帮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

    “左派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当然，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他们对于任何政党而言，都从未构成一个重要的选民团体。但如果只是机械地看问题，就严重低估了信息与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讲“经济终将自愈”的论调之外，别无良方。罗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识分子声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体耗尽之后，这种声威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恰似在我们的时代，当右派的创新力早已彻底枯竭之时，一度还有人断言说，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来的。1958年加尔布雷思揶揄地说，在自由派中，“宣布对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当时人们觉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这仍是民主党的优势所在。

    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旧日的优势。在“大萧条”和“大压缩”之前，共和党有两个重大的政治优势，一是金钱，二是它给人留下了本领高强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党人在财力上大占上风，而民众也倾向于认定共和党代表商界，又拥有像胡佛这样“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国之道。

    但“大压缩”使精英的财力大减；所谓商人最懂治国的信念，也因“大萧条”而完全破灭；胡佛亦成为无能之辈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胜利与战后的大繁荣之后，谁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民主党人不懂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党仍然活了下来，这正是因为它改变了立场，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当选总统，一部分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声望，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公众厌倦了朝鲜战争。但也正因他倡导“温和”，将那些想逆转“新政”的人视为“愚蠢”，人们才觉得他可以接受。在数十年时间里，共和党真成了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张“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诸如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支持大笔开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已何等苍白，或许可以看看对国会投票行为所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