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1 / 6)

    入，也就是比一半人富有，同时比另一半人贫穷的那个人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不同，酒吧里的中值收入不会因比尔·盖茨走进而剧增。

    事实说明，要形容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真实情况，比尔·盖茨走进酒吧是个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轻微上升，或是事实上下滑，这取决于对之采取什么样的定义。

    读者也许觉得计算中值收入是个直截了当的事情：找到那个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穷的美国人，计算他的收入。但实际上，有两个领域的争议都不易解决：如何界定适当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复杂性之前，先让我重复一下那句点睛之笔：我们甚至于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获得改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诉读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没有人争论普通美国人的境况是否好于20世纪40年代。一切指标都显示，生活水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体翻倍。没人怀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与薪酬。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经济学家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从整个国家的成果里获得些许好处。

    现在来谈一谈那些复杂之处。事实是，我们无法简单地把3亿美国人按收入顺序排成一行，然后计算排在第1.5亿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毕竟不能把儿童列进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过是其所属家庭的收入。那么我们也许应考察家庭，而非个人。如此考察就会发现，依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家庭中值收入从1973~2005年有轻度增长；2005年是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总增幅约为16%。

    但就算如此轻微的增幅，可能也夸大了美国家庭境况改善的程度，因为这一增长部分是因工作时间延长而取得的。在1973年，许多妻子仍只在家中劳作，即使出门工作，许多也只是兼职。我无意暗示说，有更多的妇女工作有什么不好，但因配偶从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与工资的提高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这也许会带来隐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钱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务的时间减少、更为依赖预制食品、托儿开支等。

    如果我们问一下，今天的美国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许多家庭那样，只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会从上述数据中得出更为悲观的情况。现有资料显示，单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变得更难了，因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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