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6 / 9)

    陈超找出两处案发现场的照片，放在两名死者在人民广场拍摄的照片下面。

    “按照沈文昌的说法，好旗袍都是专门量身定做并贴身剪裁的，只有那样才能勾勒出女性的完美曲线。你看这两处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这两件旗袍都挺贴身的。我们应该分别量一量这两件旗袍，看看尺寸上有没有区别。”

    “我会的，”于光明说，“可即便有区别那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有许多类似这样昂贵的老式旗袍。颜色、面料和款式都一样，唯独尺寸可以选择。”陈超解释道。

    “也许是因为他爱着或是恨着谁才弄了这些旗袍吧，可为什么要做成不同尺寸呢？”

    “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陈超说道，“这些旗袍至少在八十年代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样子参照的是更早些年的款式。做好之后这么多年一直都被凶手秘密收藏着，直到两周之前第一次作案才拿出来用。”

    “他干吗要等这么久？”

    “不知道，不过这大概能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旗袍上找不到任何线索。它们实在太古老了。八十年代初旗袍还没时兴回来呢，更别说批量生产了。这些旗袍估计都是一个裁缝做的，他也许已经退休了，也许回乡下老家了，也许都已经过世了。”

    “对，佩琴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如果这些旗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制作的，我打赌那个时代肯定没人会穿。佩琴说她只记得王光美穿过，还只是从照片上看到的，好像在受批斗。”于光明说道。

    “那时候旗袍就像是一种罪证。局里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陈超问道。

    “老廖坚持从物证入手。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说了没有？他觉得这案子是冲着满族人去的，到现在他还在局里宣传他这没头没脑的理论呢。”

    “这说法太扯淡了。我们要抓住那些主要矛盾。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女子身穿名贵旗袍却赤着脚这事儿就说不通。这种情况对于凶手来说可能是他变态杀人仪式的一部分。”

    “可是无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矛盾，我都不认为第一位受害者是老廖所说的那种三陪女。”于光明说道。

    “老廖觉得红色旗袍和皮肉生意有什么关系吗？”

    “按照老廖的理论，也许凶手是因为曾遭身穿旗袍的三陪小姐抛弃，才起了杀人动机。所以凶手才会给每一位受害者都穿上这样的旗袍，以宣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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