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1 / 6)

    育水平高的工人则有小幅的向上影响。别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觉得鲍哈斯与卡茨得出的数字过高。

    我将在第8章中论述，移民也许以一种较曲折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即通过使政治权力向富人倾斜。但是，其直接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国际贸易又如何呢？许多国际贸易也许对收入分配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例如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汽车及零配件贸易。两国都是高工资国家，占据同一产业上的不同位置，它们彼此输送的产品是以大致相同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比例生产的，该贸易对两国的工资不均状况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美国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就不同了。孟加拉国主要出口衣服，那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衣工人几乎不需要什么正式教育，所需的资本设备不过是一台缝纫机，而孟加拉国进口的则是飞机、化学制品、电脑等精密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同孟加拉国的贸易，以及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会加剧不平等。设想你买了一条孟加拉国制造的裤子，这条裤子也可在国内制造。在买外国裤子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逼迫那些原可以生产美国制造的裤子为业的工人另觅工作。当然在美国出口时这也成立：当孟加拉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时，制造这架飞机的美国工人就没有必要寻找其他工作。但美国出口所代表的劳动力，与那些在和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产业中工作的劳动力大不一样。我们倾向于出口飞机、超级计算机、好莱坞电影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裤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毫无疑问，这会拉大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促进不平等的加剧。美国与低工资国家，尤其是墨西哥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这意味着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一效果在增大。

    但真正需要了解的重点是，技术偏向型的科技变化、移民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至多不过是教育水平不同的工人之间差距拉大的解释因素而已。虽然拉齐尔及许多人声称这就是原因，但技能需求不足以完全解释收入不均的拉大。教育回报确实提高了，但就算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资的增长也大多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例如，自1973年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男性的实际中值收入仅上升了17%。

    那是由于收入增长而产生的大部分利益没有为大批薪酬丰厚的工人获得，而是落入了一小群薪酬极其丰厚者的腰包。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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